第180章 雏凤清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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艺篁馆的夜,是竹子染出来的。 不是蜡烛的光,是月光——从窗外洒进来,穿过竹帘的缝隙,在地上投出斑驳的影。那些影子随着风动,像无数细小的、墨写的字,在青砖地上流淌、变幻、重组。 曾国藩坐在主位,面前摆着一盏清茶,茶已凉了,但他没喝。他在听。 听三个年轻人说话。 薛福成,三十岁,刚从英国回来,脸上还带着西洋的水汽。黎庶昌,二十八岁,在总理衙门当差,眼神里有种京官特有的锐利。还有一个赵烈文介绍来的新人,叫容闳,更年轻,才二十五岁,但说话时每个字都像秤砣一样沉。 “曾公,”薛福成开口,声音清亮,“晚辈在英国时,参观过他们的造船厂。铁甲舰,长三百尺,载炮四十门,一舰可抵我水师十营。而这样的船,英国有八十艘。” 他顿了顿: “我们有什么?” 没人回答。 因为答案太沉重——长江水师最大的战船,长不过百尺,木壳,帆桨并用,火炮是前明传下来的红衣炮,打三发就要歇半个时辰散热。 “所以,”黎庶昌接话,“变法不是要不要的问题,是能不能活下去的问题。日本已经开始了,明治维新,全盘西化。我们若再不动……” “全盘西化?”容闳摇头,“那还是中国吗?” “总比亡国强!” “亡国?”容闳笑了,笑容很冷,“黎兄,你见过真正亡国的人吗?我见过——在美国,那些印第安人。他们现在还活着,但魂已经死了。穿着西装,说着英语,忘了自己的神,自己的祖宗,自己的文字……那比死更可怕。” 争论开始了。 年轻人总是这样,有火,有光,有要把天地都烧穿的激情。曾国藩听着,背上的鳞片在官服下微微起伏——不是烦躁,是某种更深的共鸣。他能感觉到,这些年轻人的话语里,有这片土地正在苏醒的、挣扎的、想要破土而出的……生命力。 像竹笋,在石缝里,拼命往上长。 哪怕头顶是千斤巨石。 “曾公,”薛福成转向他,“您说,这条路该怎么走?” 曾国藩端起凉茶,喝了一口。 苦。 但苦得清醒。 “你们说的,”他放下茶盏,“都对,也都不对。” 三人静下来。 “铁甲舰要造,”曾国藩说,“但造舰的银子从哪来?江南的厘金,养水师都不够。朝廷的国库,空得能跑马。” “那……” “变法要变,”他继续说,“但怎么变?是学日本,天皇一声令下,全国震动?还是学我们,上有太后垂帘,下有百官掣肘,中间还有千万百姓,守着祖宗的规矩,一步不肯让?” 他看向容闳: “全盘西化不行,但守着老规矩等死,就行吗?” 没人能答。 因为这是死结。 一个老大帝国,要在列强环伺中活下去,又要保住自己的魂——天下没有这么便宜的事。 “所以,”曾国藩缓缓道,“你们这一代要做的,不是找到一个‘对’的答案。是在没有答案的路上……走出路来。” 他站起身,走到窗前。 窗外,月光下的竹海,在风里起伏如浪。 “我这一代,”他背对着年轻人,声音很轻,“做了三件事:平长毛,稳江南,办洋务。平长毛,杀了百万人,血流成河。稳江南,用了二十年,心力交瘁。办洋务……” 他顿了顿: “金陵书局刻《海国图志》,江南制造局造枪炮,上海方言馆教英文——这些事,做一件,被人骂一件。骂我崇洋媚外,骂我数典忘祖,骂我……不中不西,非驴非马。” 月光照在他背上。 官服下,那些暗金色的鳞片,在月光下泛着幽暗的光。 “但我不后悔。”他说,“因为我知道,这片土地,需要有人……先踏出第一步。哪怕这一步踏错了,踏进泥里,踏得满身污秽,也要踏。” 他转身,看着三个年轻人: “你们比我幸运。因为你们站在我们踏出的路上——虽然这路又窄又险,但总比没有路强。” “那您觉得,”黎庶昌问,“我们能走多远?” “我不知道。”曾国藩摇头,“也许十年,也许二十年,也许……就在明天,这条路就断了。洋人的炮舰开进长江,朝廷垮了,天下大乱,你们现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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